新闻背景  1993年，受江苏省卫生厅委派，以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骨干为主组建中国向桑给巴尔派出的第15批实行国际主义援助的医疗队。我市的11名队员是：李业宽、张明珠、林仙芝、张跃、陈登巨、许振平、张少先、高凤、葛志平、袁南新、周瑞俊。医疗队于1993年5月赴桑给巴尔奔巴岛的阿姆杜拉姆齐医院。1995年6月，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回国。

　　两年中，医疗队共诊治患者12万余人，抢救重危病人1886人次，开展各类手术2962台次，生产大型输液4万瓶。医疗队在设备简陋、药品缺乏甚至病魔威胁的情况下，始终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和良好的医德医风,全心全意为非洲人民健康服务，赢得了桑给巴尔人民的信任和爱戴，受到桑给巴尔各级政府和中国驻桑领事馆总领事的赞誉。1998年，市二院儿科医师高凤获卫生部“援外医疗队优秀队员”称号。2004年9月，在省援外医疗队派遣40周年纪念暨表彰会上，高凤获省卫生厅授予的“援外医疗先进个人”称号。

　　约了几回，我们终于在市二院见到了高凤。

　　一间装修简朴的办公室内，高凤静静凝视着一些泛黄的照片，为我们打开了记忆的门。随着她深情的讲述，在那间持续弥漫着淡淡苏打水气味的小屋里，我们竟然隐隐嗅到了“丁香之岛”桑给巴尔远隔万里的醇郁芬芳，依稀望见了这个如丁香般美丽的女人，在那片土地上曾如何恣意地绽放。“离开奔巴岛十多年了，奔巴人的热情、友好、坦诚和风趣，奔巴岛的原始、自然、粗犷、秀丽，我有生之年不会忘却……”临别时，高凤依然沉浸在对往事的怀念之中。

　　亲密的朋友

　　桑给巴尔奔巴地区初级卫生保健协调委员会是当地卫生保健的最高管理机构，其成员为委员会下辖的部门负责人，还有部分外国专家及顾问。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讨论解决奔巴地区卫生保健工作中的各类问题。高凤有幸成为委员会的成员，和其他委员交上了朋友。

　　高凤记得第一次应邀参加会议时，事先并不清楚会议内容，同时担心语言障碍，心情便有些紧张。不料，刚跨进会议室，大家就主动向她问好，有几个委员还微笑着用汉语说“你好”，并指引她找到座位。委员会主席穆汗默德·扎赫让·沙里姆用流利的英语欢迎中国医生代表参加本次会议，并当即宣布接纳高凤为委员会的成员。热烈的掌声中，高凤感觉轻松了许多。 

　　那天会议的内容很多，在讨论“中国过期药品问题”时，高凤发现这里存在某些误会。由于中国药品大部分为中文标志，检查人员误把生产批号作为药品的有效期。就此问题，她立即向委员会作出解释：“虽然有些药品没有用英文注明失效期，但全部有中文说明，我们使用的药品均在有效期内。有的药品确有库存积压，但这类药品平时极少使用。”高凤向委员会表示，会将这一情况汇报给医疗队，必要时可以销毁这部分药品。委员会认可了她的解释，这个议题就算通过了。友好而坦诚的交流中，高凤已全无紧张的心情。

　　会议还在继续。中午12时，会议服务人员为每人准备了一瓶汽水、一小包点心，大多数成员边吃边交流。邻座的爱尔兰女士凯瑟琳·墨菲告诉高凤，她曾于1987年到过中国，在北京、西安、广州等地旅行了两个月。她说北京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故宫、长城及中国的菜肴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准备再次去中国观光。两人快乐的交谈吸引了委员会主席的目光，他关心地询问高凤在医院工作的情况，诚恳地说：“奔巴岛缺医少药，儿童人口占半数以上，你作为儿科医生一定很辛苦。感谢中国医生的帮助。”他又笑着问：“我能去中国看看吗？我是一点也不懂中文呀。”高凤肯定地告诉他：“没关系，你的英语那么好，在中国会受欢迎的。”当他用奇怪的语调跟着高凤学说“你好吗、谢谢、别客气”时，在座的成员都开心地大笑起来。凯瑟琳女士告诉高凤，30岁不到的委员会主席还是奔巴地区的最高医务官，曾在欧洲留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没有到国外去寻找工作，而是回到偏僻落后的家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爱奔巴，爱奔巴的人民。

　　还有很多朋友，高凤是在后来的会议中逐渐结识的。高凤最后一次参加会议是在回国前两周的一天。会议结束后，她向委员会的成员一一告别。当大家知道她即将回国，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很多人开玩笑要求她把自己也带到中国去。初级卫生保健中心的顾问阿迈里则依依不舍地说：“你最好在奔巴地区安家吧！”面对这一切，高凤激动地红了眼眶，她说：“两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我的祖国，我的家人，欢迎你们到中国来做客。”

　　小老师沙雷

　　沙雷·哈吉·阿里，一个15岁的中学生，快乐生活在桑给巴尔奔巴岛上的黑皮肤孩子，也是高凤最早的斯瓦希里语小老师。

　　那是医疗队初到奔巴的一天上午，儿科诊室外同往常一样，有很多病人在候诊，惟一的不同是，高凤的医助因公外出了，这使得刚刚学会几个斯语单词的高凤心中有些不安。

　　不出所料，在诊室坐下不久，一个家长便抱着她抽风不止的孩子跑了进来。高凤一面给病儿作急症处理，一面询问病史。可是家长一直瞪大眼茫然看着她，好像根本没有明白她在说什么。正手足无措时，高凤听到一句流利的英语，询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循声望去，一个怀抱小孩的少年正微笑着看她。高凤连连点头：“yes，yes！”那少年便迅速坐到她对面当起了翻译。他先用英语与高凤交谈，再用斯语向病儿家长解释，对话中，男孩子一直显得十分热情、礼貌，而且很有经验。

　　不知不觉已到了中午下班的时候，高凤这才想起还不知道男孩子的姓名。“沙雷”，这个普通的名字从此深深印在了她的脑海中。告别时，沙雷主动问她：“以后我教你斯语好吗？保证你很快就能学会。”

　　沙雷很守信，几乎每个周末放学后都来高凤的诊室，真的当起了她的斯语小老师。他为高凤列出一个单词表，上面全是儿科临床常用的单词、词组，英语和斯语对照排列，很容易记住。沙雷的教学方法效果显著，让她在短时间里便能够独立工作了。

　　高凤后来才知道，沙雷已不是第一次给中国医生当老师了，以前回国的医疗队中有一些医生也做过他的“学生”，难怪他教起斯语来如此得心应手、经验丰富。有一次，高凤问沙雷：“你很喜欢教中国医生斯语，为什么呢？”他坦率地说：“因为奔巴人喜欢中国医生。中国医生拯救了那么多奔巴人的生命，奔巴人忘不了中国医生，忘不了最亲密的中国朋友。” 沙雷曾把自己收藏的一些中国小礼品展示给大家看，那些五颜六色中国制造的圆珠笔和年历卡片，还有一些介绍中国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的书画，都被沙雷当宝贝般珍藏着。他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到中国留学，有一天能和中国医生一起工作。

　　中国医生No.one 

　　1994年2月8日，一个旱季天热的夜晚，援桑给巴尔医疗队所在的姆夸阿尼县已连续停电十多天。

　　凌晨3时左右，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告知产房刚送来一名脐带大出血的新生儿，病情十分危急。妇产科大夫林仙芝和高凤立即翻身起床，直奔产房。借着煤油灯昏暗的亮光，看见包裹着患儿的几条“康加”（当地妇女的头巾）已被血渗透，刚刚出生2天的男婴极其困难地张口喘息，已处于严重的失血休克状态。两位中国医生快速交换了眼神，决定在无抢救设备的情况下，尽一切努力抢救患儿。林仙芝很快结扎了脐带血管，止住了脐带出血。因无氧气设备，她亲自给患儿做起了口对口人工呼吸。高凤迅速下达口头医嘱，同时让护士尽快开放静脉通路，为输血和使用抢救药物作准备。

　　开放静脉通路是抢救患儿生命的第一步。但因患儿失血过多，末梢血管功能较差，当地护士竭尽全力在多处作静脉穿刺，均告失败。产房内抢救人员的眼睛都紧紧盯在了高凤的身上，高凤从无声的目光中感受到了信任，她迅速接过输液针头，定定神，推起患儿湿冷的小脚，在一条极不清晰的血管处进行穿刺，探寻那极纤细柔弱的血管。

　　只觉一种微弱的突破感，一针见血了，成功了！静脉通路打开，各种抢救药物立刻通过这枚小小的针头，注入患儿的体内。

　　而这只是点亮了患儿存活希望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抢救治疗是输血。当高凤在患儿股静脉穿刺取血送化验室配血时，化验室的医士提醒她要送电才能工作。是啊，没有电怎么能配血呢？中国医生面临着一次选择。按照惯例，医疗用电由院方提供，而且必须请示院长。可当时的时针已指向凌晨3时25分，院长、柴油保管人员和电工均住在院外，若派人一一找来，不知要花去多少时间。要是用医疗队的发电机，能够节省时间，可是多日的停电，医疗队的柴油已所剩不多，那点油要维持医疗队的生活用电，如果为患儿配血发电，意味着医疗队未来几天的生活将面临很多的不便和困难。怎么办？当地护士及家属再次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医生。

　　当医疗队队长及队员们知道这一事件后，没有一丝的犹豫，立即决定由医疗队发电为患儿配血。不一会，寂静的夜空中便传来发电机隆隆的声响，鲜红的血液一滴滴输入了孩子的体内，中国医生们抹去脸上的汗水舒心地笑了……

　　经过40多分钟的抢救，患儿从死亡的边缘被拉了回来。看着由苍白转红润的脸孔，孩子的父母激动地竖起大拇指连连说道：“No.one(第一)，中国医生No.one!”，“中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中国医生是我们最亲的亲人!”

　　结束语 “朵朵浪花传深情，页页历史铭诗篇”。在碧浪翻卷的印度洋畔，在丁香飘红的海岛，医疗队员们以青春和心血谱写了一曲曲国际主义凯歌，以智慧与绝技创造了一个个惊人的奇迹，他们无私的奉献，勤勉的工作，精湛的医疗技术和良好的服务态度，赢得了当地人民的赞誉和信赖，被当地政府和人民誉为“白衣使者”、“最受欢迎的人”。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为了选派好援外医疗队去受援国工作，各医疗单位都毫无保留地把思想素质好、技术水平高的业务骨干推选出来。医疗队员们把援助发展中国家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毫无条件地接受组织派遣。他们有的离开新婚燕尔的妻子，有的留下嗷嗷待哺的子女，有的告别了卧病在床的父母，有的搁下已在进行的科研课题，义无反顾地踏上万里征途。

　　大洋涌潮思，往事心头起。昨天的故事虽已飘逝，但那印在海岛、大洋之畔的足迹分外清晰，那是留在中国改革开放史册上永远的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