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恒球作为一个民间普法典型被发掘出来，看似偶然。我一直认为，记者要善于聊天，因为聊天无疑是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渠道。潘恒球就是我在与人闲聊中发现的新闻人物。
那是2004年仲春时节，我去采访市区的闸口派出所，要穿过只能步行的市区东大街。这么长一段路，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可不能浪费掉，我就与同去的市委政法委同志聊天，我说：“你们政法系统这么一支队伍，里边一定有不少爱岗敬业的人吧？”话匣子一打开，就聊到了政法系统的不少人物，这时候，一位同志无意中说，不仅是政法干警，还有一些群众也热心普法工作，楚州区（现为淮安区）南闸镇有个会说书的老先生，把案件编成“书”，到课堂上说给小学生听，小孩子们特别喜欢听，听说一个小学生是个“小纰漏”，平时喜欢打架，书包里还会装刀子，听了这老先生说书后，主动跑过去对他说：“老爷爷，我以后不带刀，也不打同学了。”
这时候，记者的新闻敏感起了作用，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老先生是位值得采访的新闻人物，立即与楚州区委宣传部新闻科联系，新闻科的同志雷厉风行，马上了解到这个老先生名叫潘恒球，并问我：“明天老先生在楚州四中就有一堂说书普法课，要不要现场采访？”我说：“当然要啊！”
于是，5月26日，记得是个天气不错的日子，我就赶到楚州四中，与楚州区委宣传部新闻科的同志汇合，先听书，后采访。
潘恒球是当地民间一位很有名气的说书老艺人，当时已经61岁。随着电视、网络的普及，除了留守农村的老人，年轻人已经不大听说书了，更不要说小孩子了。说书艺人在说书前，会先说个段子做“引子”。潘恒球虽是个老艺人，却很爱看报学习新知识。他看见来听书的老头老太们带着孙子孙女，就从报刊杂志上找一些未成年人案例，编成小故事做“引子”，哪知道，这些小故事不仅吸引了老年人，连旁边玩耍的小孩子都“听住”了，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之后，潘恒球开始着意收集报刊上的案例，有意识地编成故事讲述。有一位校长听说此事，干脆请他把说书的“引子”当成“正书”到课堂上说给孩子们听，对孩子们进行生动形象的普法教育。
从此，民间艺人潘恒球发现了人生的价值所在，开辟了一项新的事业——用他最熟悉的“说书”的方式，义务为中小学生上普法课。
到我采访他时，他已经行程万里、普法千场，而且都是义务的。显然，潘恒球在这项事业中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满足。我的采访，让他很开心，更觉自己所做事情很有价值。
在农村，一个身体“结杠”的老人还是家庭的主劳力，他们会一直劳作到不能动为止。听完课，我们去潘恒球老先生的家看看。当时他的家就是当地农村的普通瓦房，堂屋、厨房、土院子，院子里放着农具，堆着柴禾。与他几乎同龄的老伴是个乡村土裁缝，忙里忙外，做家务、收拾菜园。记得我问他儿子：“老父亲一天到晚在外面义务说书普法，家里帮不上忙，你们会不会抱怨他？”他儿子是个憨厚的青年，说：“老年人，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自己高兴就好。”
采访当晚我就写好了稿件，第二天，稿件刊发。从此，潘恒球作为义务普法典型走进新闻人视野，此后对他的宣传报道不断“升温”，从地市级媒体到省级、中央媒体，潘恒球老先生的“曝光率”越来越高，对于他义务普法事迹的挖掘也越来越深入，他的普法足迹已经可以追溯到1981年。他获得的荣誉也越来越多，从“普法达人”到“最美法治人物”……后来他还成立了“恒球普法工作室”。
在光环和荣誉面前，潘恒球老先生坚持普法初心。搜集各种普法资料，编成悬念迭出、吸引学生的“书”说给中小学生们听，依然是他每日的功课。
今年又到仲春，我们都在隔离抗疫，我电话连线潘老先生，他今年已经76岁，告诉我：这么多年来从未停止普法的脚步，身体一直很好。疫情期间，他帮助社区动员大家少出去、不聚会、待在家。潘老先生盼望疫情早点结束，好回到课堂，给孩子们说他的法治故事。（蒋梅茹）
义务普法30多年，我无怨无悔
我叫潘恒球，是淮安市淮安区南闸镇人，今年76岁。从1981年起，我把说书特长融入青少年法制教育之中，坚持义务为青少年上法治课，跑遍2000多所中小学校，为青少年学生义务普法8000多场。
16岁时，我拜师学艺说大鼓书，18岁开始走南闯北的说书生涯。1981年，我针对社会上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花了四个月时间，创编了法治故事《走向社会》，为淮安区流均中学1000多名学生上了我平生第一次青少年法治课，师生们的热烈欢迎让我受到了鼓舞。从此我运用说书特长，从报刊杂志上搜集一些对青少年有教育意义的案例，编成法治小故事，作为说书时的“引子”，为家长和青少年进行普法教育。
我生在农村，是个农民。踏上为青少年义务普法之路时，我正值壮年，是家中的强劳力，家中几亩责任田全靠我与妻子耕作，两个孩子要读书，家中收入主要靠责任田和妻子的缝纫手艺。我每年200多天奔波于各个学校上法治课，农活家务撂给妻子一个人操持，影响了家庭经济收入，孩子读书费用成了问题。我对妻子说：“我活着，就要为社会做点事情。为青少年学生普法，这事我一定要做，并要做好。能教育好一个孩子，就是对社会和家庭做贡献，也是我的心愿。”
我只有小学文化，开展青少年普法，不是件容易事。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法律知识水平，我边讲边学，到处拜师，有时遇到实在搞不懂的法律问题，就一一记下来，进城时向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部门专业人员请教，直到弄懂为止。有时为了编好一个故事，我要翻阅很多书刊杂志。30多年来，我自编自演小故事60多个，达60多万字，内容涉及《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等多部与青少年有关的法律法规。
2007年，我去淮安区南闸兴庄小学讲法治课，途中过渡船时，我把自行车扛在肩上上船，由于他人碰撞，不慎跌入河中，幸好被同渡人救起，腰被垫伤。为了不耽误去学校讲课，我向熟人借来衣服换上，忍着腰痛，准时赶到学校。
还有一次，我应邀去泾口镇蛇丰完小讲课，因路程远，我早晨七点就起床赶路，途中自行车链条因老化断了，找不到修车摊点。为赶时间，我硬是推着破车走了10多里土路准时到达。课后，校长在我的留言簿上写道：感谢潘老，你的讲课，让我们受益；你的精神，让我们感动。你既是送法来的，又是送德来的。
一次在博里中学上课时，我发现一个学生不注意听讲，被老师批评。事后我了解到，该生平时经常逃学、迟到，与社会上一些不良人员混在一起，家长着急，老师头疼。我于是通过老师找这位同学谈心，指出其行为属于不良行为，如不改正，有可能走向歧路，并表示愿意和他交朋友。从此，我们俩成了“忘年交”。后来我再次去上法治课时，他主动与我交流。老师同学们都说，自他与我结成对子后，变化很大，学习成绩变好了。
在青少年法治教育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在青少年中普及法律知识，不仅仅要提高青少年学生的法律素质，更要帮助一些后进学生改掉不良行为，使之成为社会有用之人。我要把青少年普法这件事情做好，做一块法治建设路上的铺路石。为青少年义务普法30多年，我无怨无悔。（潘恒球）
融媒体编辑 曹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