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安旅行团首批团员凌则之身上，新旅三年的经历刻骨铭心，奠定了他的报国梦，影响了他的一生。抗战时期，凌则之奔走多地宣传抗日，给学生讲抗日道理，为边区运送物资……新中国成立后，他致力于经济建设，终其一生，甘于奉献，爱党报国。

三年新旅缘

“我父亲很幸运，12岁时到新安小学读书，15岁时就加入了新安旅行团。他在新旅的三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提起已经去世的父亲，凌则之之子凌晓冬告诉联合采访组，父亲跟随新旅辗转多地宣传抗日，18岁时离开新旅到延安学习，并继续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建设竭尽所能。

凌则之之子凌晓冬

1935年，凌则之随团从淮安出发，辗转去了镇江、南京、皖南等地宣传抗日。因经费不足，凌则之等团员被迫在南京待了三个月，这三个月生活困苦，经常连稀饭都喝不上，睡地铺、露宿街头更是常态。后来，凌则之同其他团员一起通过代售书籍、撰写通讯稿、放映抗日影片、积极争取社会捐助等方式解决经费问题。

“西安事变后，上海地下党组织派我父亲参加妇女儿童绥远前线慰劳团。1937年，我父亲随团去慰问绥远前线的抗日战士。”凌晓冬说，抗日战士不畏牺牲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凌则之等新旅团员，鞭策他们坚定理想信念，为抗战事业继续奋斗。慰问结束后，新旅决定去大西北宣传抗日思想，凌则之便随团从绥远出发，先后到宁夏、甘肃等地，最后来到西安。

西安离革命圣地延安很近，凌则之等新旅团员都想去延安学习，然后奔赴前线，做一名名副其实的战士。新旅负责人将团员们的想法向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汇报，请他帮忙做出决策。“国民党地区的宣传工作很重要，很需要你们。恩来同志要你们到武汉去，我很赞成。延安是你们的大后方，你们可以轮流去学习。”林伯渠的一番话，帮助新旅认清了局势。由于凌则之表现突出，新旅经过商议后决定派凌则之与另外两名团员悄悄前往延安。1938年5月，凌则之受命前往延安，至此，他离开了新旅。

一生报国梦

离开新旅后，凌则之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后辗转于重庆、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继续为抗日战争、为新中国诞生和建设贡献力量。

“结束延安抗大的学习后，我父亲本来想去前线作战，但根据当时的形势，组织慎重考虑后作了其他安排。”凌晓冬介绍，1939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封锁，不允许共产党运进一斤粮、一寸布和一切医药，“那时候边区物资严重紧缺，我父亲就冒着危险，以做买卖的名义向边区运送物资，帮边区冲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1941年，凌则之到黄炎培创办的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负责帮失业者找工作，让人们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国家，践行教育救国思想。无奈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凌则之常常无法工作，组织得知情况后，指示凌则之保护好自己。在这一指示下，凌则之转而去第二保育院工作，给学生讲时事政治和抗日道理，很受学生欢迎。但是没过多久保育院就有人被捕，有大批教员离去，还常常有来历不明的人出现。组织便安排凌则之去上川公司机器厂，后又在巴山石墨厂、重庆原料公司工作，虽时常遭遇危险，生活困苦，但为组织工作，为抗战奔波，凌则之乐此不疲。

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全国陆续解放。“为顺利接管大城市，党组织将有经验、有能力的人都集中到西柏坡培训。因为有文化，还有一定的经商经验，我父亲成了接管上海工作人员中的一员，被安排去学习。”凌晓冬说，上海解放后，凌则之负责上海一个比较大的纺织厂的管理工作。由于工人英勇护厂，纺织厂遭受的破坏较小，顺利复工。“上海恢复生产后，设立了华东纺织管理局，我父亲又到华东纺织管理局工作，直到1960年被调到纺织工业部。”

“我父亲坚持的理念是先生产后生活，总要先保证生产工作后才会考虑生活。在湖北省孝感市工作时期，为尽快建纺织厂，我父亲他们借用学校的教室当集体宿舍，带家属的搭帐篷先凑合。”凌晓冬说，由于工作忙，凌则之常常一星期回家一两次，逢年过节也很难见到他。特别是后来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凌则之被调到武汉工作，更是一天到晚在外面奔波，偶尔回家也在熬夜工作。

凌晓冬说，凌则之退休后和一些新旅老团员办起《孩子天地》杂志。因为凌晓冬是从事印刷行业的，想帮他们一把，“但是他们很倔，不让我插手，什么事都亲力亲为，做到最好。”新旅老团员将《孩子天地》视作新旅事业的延续，他们凭借在新旅积累下来的工作经验，对少年儿童进行素质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

谈及新旅光荣传统的传承，凌晓冬感慨道，最重要的还是继承老一辈的报国精神，要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立志为党和国家作贡献。

■淮安日报社、淮安区融媒体中心、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联合采访组

融媒体编辑：袁玥

责任编辑：管艳